Created At: [[2025-02-19]] ## 读 PG 的感触：谈现在教育制度的系统性失败 太喜欢保罗·格雷厄姆（PG）了，《黑客与画家》通篇暴论，看的真爽。硅谷确实很喜欢输出暴论，之前也看了彼得·蒂尔的《从零到一》，里面也是通篇暴论。不过我觉得，PG 和彼得·蒂尔不同之处在于，PG 虽然输出暴论，但是他不偏激。彼得·蒂尔那是纯粹的偏激，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以愚蠢为荣的反智主义的偏激。不过，这种反智主义也有其极强的吸引力：一棒子打死那些不会写代码、只会穿西装的创业者确实很爽甚至有一种难以抗拒的魅力（而且很可能是对的）——但我不认为这是一种审慎的行为和对待世界的态度。 我很喜欢 PG 认为“学校之所以诞生，是因为大人们没有时间看小孩这种暴论”。可以说，颇有几分歪理，以至于我也要来做一些我个人的补充。 我认为，如果我们把最大化人类创造力这件事作为一个目标函数，我们会发现现在的学校教育就是一个巨大的系统性的失败。其失败的原因在于它在更多的方面打击了学生学习知识的积极性、学生的好奇心；而这样的打击又是系统性的：它作用于绝大部分的学生、在绝大多数的时候是在告诉大部分的学生“我不擅长什么”，同时这种打压在很大程度上也来源于制度的设计（根据 PG 的观点：找个地方看管孩子所以大人可以工作）而非教学者的个体差异。最后，又由于这样的失败是系统性的，所以完全不存在任何短期可以实践的修补方式。固而，我在这里的瞎嚷嚷只能算是一种暴论，而不是建设性意见。 我在这里举一个例子：很多的数学知识本身其实并不难，但是经过了学校教育，绝大多数的人开始说自己讨厌数学、不擅长数学。有大量的对于数学的热情，全在枯燥的计算中被消磨殆尽（很不幸，我也是这样的制度的受害者，一直觉得自己数学、体育不好）。同理，大多数人对于人文的兴趣也在各种不可以说不是无理取闹的阅读理解中消磨殆尽。显然，这样的结果是，大多数人不再能创造，因而也就不能提升我们的目标函数（最大化人类创造力）。我并不认为我们应该忽视专业主义、不认为我们应该鼓励在自己不懂的专业内指手画脚（比如像我现在一样，发表暴论）。这样的结果是一种必然的无知的傲慢一种暴民的狂欢。 我大一的时候上过一个心理学系的教授的一门通识教育课，里面她很得意自己在泰晤士高等教育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反对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我读过这篇文章，我认为她完全曲解了“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这件事的内核，而是从一个 “以学生为中心会导致学生偷懒” 的功利主义的视角去批评这样一种教育思想。这就是一个不学教育学、只学了心理学的教授不明白自己能力的边界、越俎代庖去指点江山的结果，它根植于一种对于学生的不信任、对于学生自主性的忽视。所以，我作为一个计算机专业也完全不懂教育学的暴民，也需要去越俎代庖来表达我的不认可。我认为，之所以出现学生混这些课不认真学，很可能是因为我们还不够以学生为中心...... 不过，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位教授的高见或许能说明这样的系统性失败的根源：相比于把学生放在教育的中心，我们更关注测量结果，并通过这样的结果去评价教育的有效性。问题在于，我们测量的方式是任意的（我想用 Arbitrary 这个词，暂时不知道更准确的中文翻译）。也是由于这样的任意性，这样的测量实际除了测量本身以外并没有什么实际的作用。更糟糕的是，我们把这种测量用于筛选：我们筛选出那些服从性强的人，给他们发糖果；筛选掉那些服从性弱的人，惩罚他们。我们反复地重复这样和斯金纳箱没有什么差别的实验——可能仅有的差别在于，斯金纳箱告诉了老鼠踩踏板是好的/坏的这样的虽然荒谬但是可能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坏处的结论，而这种评价体系告诉我们的则是“我们不擅长这个”、“我们不能做那个”的同样荒谬但是完全没有好处的结论。 就单纯的测量本身来看，这已经是一个足够麻烦（non-trivial）、足够根深蒂固的问题了。修复这样的问题我觉得近乎不可能。不过，在测量之外，我们还面临着更大的挑战。最近在回忆过往的求学经历过程中，有一点让我印象很深：每当有语文老师做一道数学题抑或是数学老师说几句英文，我总觉得很神奇。这种神奇伴随着时不时的困惑：每当我发现一个文学大家的英文很好的时候，我总惊叹于为什么他能同时擅长这么多事情。直到最近，我才逐渐明白，其实至少在基础教育阶段，学会并擅长多种技能并不复杂、甚至是完全可行的。而且，在一个领域继续往下走的时候，可能你正需要其他领域的知识。我时常在想，这些文学家诸如胡适、鲁迅、余光中、季羡林，他们中文这么好或许很有可能正是因为他们也精通其他的语言......而民国的昙花一现后文坛归于沉寂，也或许是因为我们把文学和外文分成了两个不同的专业.......这些只是一些很幼稚的想法，也大概率逃脱不了错误归因的谬误，但或许其中有那么一两分的道理。言归正传，回到本文的重点上，当我们从小到大接触到的每一个老师都只会一件事、只会教自己的学科的时候，我们很难真正建立一种多元的思维模型、建立一种“我可以学会多种学科的知识“的信心——因为这样的人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中似乎并不存在。这一点，也进一步说明了这个问题如果想要解决，我们所需要面对的困难。它渗透到了这个系统的方方面面，而其中的任何一个细节都很难被立刻解决。 看到这里的读者可能会问：“那会不会是你的目标函数的问题呢？”的确，本文的前提是认为教育应该鼓励和促进人类的创新，而在这样的前提下，本文给出了一个论证：这样的制度是失败的。这无异于飞镖扔到了墙上再画一个靶子，属于彻彻底底的“耍流氓”行为。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即便对于不这么“崇高”的目标来说，学校的教育制度也是失败的。如果我们去追求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我们会发现它似乎与学校的教育关联并不大。可能我们仅有的关联来源于这种制度的筛选性：当大学生稀缺的时候，大学生变成了一种炙手可热的资源；当留学生稀缺的时候，留学生变成了一种炙手可热的资源；当博士生稀缺的时候，博士生变成了一种炙手可热的资源。可是大家都不傻，什么东西稀缺、能带来最大的回报，大家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就会去选择这样一条道路。我们看到的情况似乎是教育其价值仅来与其任意（Arbitrary）的筛选制度所造成的稀缺性，而非教育本身所给予的学生的能力。这样的稀缺性是一种外在的属性，而学生自身的能力是一种内在的东西。这样制度导致的结果是大家一直在追求一种外在认可的稀缺性，进而本科生毕业了也不再容易找工作、研究生毕业了也没那么容易找工作——如果有一天博士毕业了也不好找工作，我并不会觉得意外。 写到这里，我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因为这样的制度明显改变不了。即便能改，也不是我一个码农能做的事情。我想，可能作为一个微不足道的 35 岁就要失业、很可能会被 AI 取代的小码农，能做的大概也就是 “苟全性命于乱世” 吧。